昨天一天在家休养，为了帮助meer的肠胃尽快恢复，每餐都请老马帮我们准备一份鸡汤。老马看我们对外出四处奔波仍有疑虑，便介绍了一位会讲英文的朋友，说今天可以开车带我们去各处景点游览一通。25红比（CUC）的价格不低，不过算是厚道，如果我们自行完成若干景点的交通，除了大量的徒步，恐怕还会有更多的开销。另外，这样还可以把我们原计划两天的线路合并到一天，一举两得。
约好早上9点出发，那位朋友提前到老马家等我们。看上去30多岁，英文流利，穿一件紧身白色背心，仔裤，整洁利落，一只耳朵戴了个硕大的金耳环，有些突兀，不过看上去蛮酷，桀骜不驯的模样。耳环先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他是一个音乐人，喜欢中国武术（用词是：muscle art），今天会带我们前往一些哈瓦那代表性的地点，大概4、5个小时，下午两点前返回。说罢带我们出门上车，一辆蓝色日产蓝鸟。
其实哈瓦那的一些景点我们并没什么太大兴趣，城堡、旧城、海滩、国会大厦、革命广场，如此若干。我们在墨西哥已经访问了一些殖民城市，哥斯达黎加的海滩仍旧让人难以忘怀，相对而言，哈瓦那最吸引的我们的是人们如何生活，以及他们对现实的看法与未来的期望。不过这些景点算是整个城市的骨骼，所有鲜活的生活都附着在这些凹凸起伏的地平线之上。
在一些教堂与城堡之后，到达国会大厦与附近的华人街，耳环带我们进入一条中国店铺构成的街巷，前天我们并未发现这里，街道不宽，两侧雕梁画栋，檐角飞扬。我们看到一家门面上写着“豆浆”两字，便打算稍作歇息，顺便请耳环品尝一下中国豆浆。不过耳环却完全没有尝试的兴趣，再三推辞索性点了一瓶可乐。耳环有些犹豫，不过还是对我们说：所有古巴人都不喜欢豆子，恨豆子，因为政府总是把豆子掺在各种售卖的食品里，用来填充分量。整条街我们只见到一张年轻的中国面孔，还有一名混血的店员，耳环说他们可能已经是第四代了，稍多一些的是老华人，革命之后这里商品交易不自由，年轻人早已远走他乡。
路过的教堂建筑
教堂的玻璃镶嵌画精美独特
路过哈瓦那火车站，候车大厅冷冷清清
新一些的火车车厢上可以看到“中国北车”的字样和中文速度说明
哈瓦那老城城墙遗址
另外一座教堂建筑
街头的政治宣传画
哈瓦那海湾与殖民时期的城堡
哈瓦那的地平线
古巴革命博物馆后露天陈列中的战机与士兵
将车把改装成方向盘的脚踏三轮车
古巴国会大厦，据说完全使用美国国会大厦的图纸建设，始建于1926年，那时的古巴几乎在复制美国的一切，从建筑到生活方式，与现在完全相反
精美的Gran Teatro建筑
中国城的牌楼
中国城中不多的中国痕迹
中国城中的普通街道
武术协会的门面，门口穿着白色T恤的便是我们的向导，能看出41岁的年纪吗？
革命广场前的士兵
革命广场的何塞·玛蒂纪念碑与坐像，何塞·玛蒂类似孙中山在中国革命的地位，不过塑像之多远超过卡斯特罗与格瓦拉
革命广场前巨大的格瓦拉形象，另外一侧的大楼上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形象
饭桌上的话匣子更容易被打开，哪怕只是豆浆和可乐，耳环讲的到了他的乐队和家庭。
耳环是一支14人乐队的主唱，曾经去过意大利、法国、日本、墨西哥等国演出，正因为曾经的国外工作经历，所以可以在回到古巴后向政府申请购买一辆汽车。现在白天有朋友需要就去做司机或者导游，周五周六两个晚上会有演出。目前他正在尝试使用背景音乐进行独立演出，可能这样容易获得更多的演出机会，而且他正在想办法获得获得一份墨西哥的工作合同，这样就可以合法离开这个国家。很显然，他并不喜欢这个国家，不是，他并不喜欢这个制度。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看上去健壮精神的耳环竟然已经41岁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大一些的孩子已经21岁。
离开华人街，继续我们的行程，在耳环的讲述中，“革命前”与“革命后”是两个非常频繁使用的词汇，几乎可以在一切讲解中作为时态的界定。古巴革命发生于1959年，革命领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菲德尔·卡斯特罗。如同我们所说的“解放”一样，“革命”是一道明显的分界。之前的古巴听起来和旧中国非常相似，农场主资本家以及农民工人奴隶，不过那时的古巴远比中国富庶，街头众多的老爷车算是明证。我们曾经见到一部翻修一新的雪佛兰车身上骄傲的写着产于1924年，其他或新或旧的老爷车大多产于上世纪40、50年代。中美洲的第一条公路与第一辆进口汽车、第一盏电灯据说都出现于革命前的古巴。这个国家汽车修理工人的技能才智与帝国主义的制造能力之间产生了一种尴尬的现状，那就是虽然过去了几十年，它们仍然是古巴街头最抢眼的车辆，尽管那是敌国的产物。革命是相似的，但是革命之后的情形或者与中国有些不同，虽然也有接连不断的批判与毁坏，也有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但是破坏力似乎没有中国那般猛烈，也没有铺天盖地的个人崇拜，同样，也因此没有痛定思痛的改革历程，计划经济制度仍是这个国家的主体。
